晋商起源于何时

1. 晋商起源于何时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多年间(公元1368年到公元1912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现在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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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晋商的历史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3. 晋商发展过程及历史贡献

宋元时代是山西商人的发韧时期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公元996年（至道二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庆历年间（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宋王朝出藏绢二千余匹，市马于山西奇岚，又诏三司出绢三万匹，市马千山西各州府。其它商品交易，“非官市者听其与民交易。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明朝的晋商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现在的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清代的晋商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驼帮是晋商中以骆驼运输为住2从事贸易活动的重要商帮之一，他们主要经营的产品为茶叶。当时南来”烟酒糖布茶“北来”牛羊骆驼马“。晋商经营茶叶的独到之处，就是运销一条龙。晋商在福建、两湖、安徽、浙江、江苏一带购买茶山，同时收购上茶叶以后就地加工成砖茶，然后经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运往他的各个分号。晋商的茶叶主要销往蒙古及俄国一带。在销往蒙古的时候要路过杀虎口。遗址在现在的朔州的右玉县，当时运销茶叶非常艰险。
船帮出现在清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流通量猛增，但当时我国产铜量极低，仅靠云南一地产的滇铜远远满足不了铸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山西商人组织船帮对日贸易采办洋铜。介休范家就是最为突出的代表。范毓宾时期，范家的商业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被人们称为著名的“洋铜商”。晋商在利用“驼帮”、“船帮”经商的过程中，真可谓是“船帮乘风破浪，东渡扶桑，商帮驼铃声声，传播四方。”写下了部部艰辛的创业史，但是山西商人并没有只盯着洋铜和茶叶，山西商人的最大的创举是票号。
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是由平遥李家独资创办的日升昌票号，地址在平遥的西大街上，现在一开发为“中国票号博物馆”。当时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祁县、太谷人群起仿效，形成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祁太平三帮曾有一度“执全国金融界之牛耳”的美誉。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山西商人开设有43家，晋中人开设了41家，而祁县就开设了12家。在这些票号中值得一提的是祁县的第一家票号合盛元。1907年时，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从事国际汇兑业务，开设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4. 晋商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特点

在明初利用地接北部边防之便，为官府运送军粮，将粮食运至边地缴纳，获取贩盐的权利。后来扩大经营范围，如贩卖丝绸、铁器、茶叶、棉花、木材等。乾隆年间，开始兴办票号。票号经营存款、放贷、汇兑，也可为官府代解钱粮。中国最大的票号——日升昌票号，就是山西平遥商人在全国各地开设的票号。
    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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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晋商的历史

 
   山西商业资本源远流长。
  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就开始发生了"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赞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商业交易活动。
  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漳州、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
  "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
   
  从周秦到隋唐，尽管山西已出现一些大商人，但比较其它地方商人，并无突出地位，无一定组织．还未形成一种商人势力。
  宋代"蜀南、南商、北商等都是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商业中坚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体在这时显出身手。
  "宋代，山西地处北东边防，宋王朝所需战马大都依靠北方的辽来供应，而辽更需要宋的手工业制品。
  公元996年在山西"边州置榷场，与藩人互市，"而"沿边商人深入戒界"进行贸易。
  后来赵宋王朝怕危及自己的政权，曾几度下令闭市，但是事实上无法办到。
  元代．虽然战争对工商业有一定破坏作用，但是元朝政权结束了宋、辽、金的割剧局面，特别是元代驿站的完备，使商业活动的地域扩大了。
  从《马可波罗行记》可以看到"从太原到平阳（临汾）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获得巨额利润"。
   晋商的兴起，首先是明朝"开中制"政策的实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次，山西矿产资源丰富，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当时已初具规模，这又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晋商逐步走向辉煌；此外，由于晋南一带地窄人稠，外出经商成为人们的谋生手段，晋中商人当时已遍及全国各地，北京城曾流行这么一句话："京师大贾数晋人"。
  随着商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晋商的商业组织开始出现。
  起初由资本雄厚的商人出资雇佣当地土商，共同经营、朋合营利成为较松散的商人群体，后来发展为东伙制，类似股份制，这是晋商的一大创举，也是晋商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山西商人作为地方性集团组织的出现虽在明代，但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则在清代，其重要标志就是会馆的设立。
  会馆刚开始是为联络同乡感情的，到后来发展成为维护同行或同乡利益的组织。
   晋商发展到清代，已成为国内势力最雄厚的商帮。
  世界经济史学界把他们和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给予很高的评价。
  商业的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财富，而且也改变了当时人们多少年"学而优则仕"的观念。
  他们都说"家有万两银，不如茶庄上有个人"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
  茶庄票号正是当时非常热门的行业。
  这一时期，晋商雄居中华，饮誉欧亚，辉煌业绩中外瞩目。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晋商称雄过程中，晋商一共树有3座丰碑，那就是驼帮、船帮和票号。
  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后金政权与晋商的关系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 *** 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 *** 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 *** 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 *** 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 *** 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
  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 *** 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 *** 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 *** ，为封建 *** 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 *** 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2、“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6. 晋商在历史上起到了什么作用？

晋商票号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特点、影响：

明清时代的晋商，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
一是封建政府把他们作为政府推行财政政策和提供军协饷供应的工具； 　　
二是商人与封建政府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相互结托关系； 　　
三是利润的封建化。

通常意义的晋商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晋商经营盐业、票号等商业，尤其以票号最为出名。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李家大院、王家大院、渠家大院，曹家三多堂等等。八国联军向中国索要赔款，慈禧太后掌权的清政府就向晋商的乔家借钱还国债。晋商的经济实力，可以从这个事情反映出来。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7. 关于晋商的起源

看完《万古江河》以后，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晋商的文章。一拖再拖，都快把这件事儿忘了，今日午睡醒来，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愿望，找出这本书，又把关于晋商的部分认真读了一遍，终于下笔啦！
  
 晋，众所周知，指山西。学过初中地理都知道，山西地处黄土高原，缺水干旱，群山环绕，交通不便。而我们从小就知道要想富先修路。晋商在如此的环境下发展成为全国响当当的牌子，主要还是由于它在山西省外的各种事业。
  
 说起晋商的起源，得追溯到明代。明朝有九个边防重镇，为了供应九边军粮，创“开中”制度：招募商户把粮食运到边塞，然后给商户“盐引”（贩盐许可证）。
  
 而山西北边是大同镇，宣府镇；西边是山西镇，榆林镇。于是晋商就在长城边上租地种粮，就地缴纳军粮，换取盐引。然后晋商又把盐，茶砖运到蒙古，俄国去卖，再把当地的皮革，毛货及牲畜运到内地销售。长此以往，晋商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后来建州女真崛起，努尔哈赤的军需民用都依赖晋商从内地运输供应。清军入关后，八家晋商取得皇商的身份。由此，蒙古和内地再无战事，晋商在蒙古商道上络绎不绝，经营各种生意。慢慢地，晋商积累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以至后来，晋商都可以为清廷支援军资。
  
 嘉庆道光时期，晋商又发展票号，进军金融业。到咸丰以后，晋商又取得代理省库、国库的特权。至清代末期，晋商掌握全国大部分金融业。
  
 以上即是晋商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8. 晋商在历史上如此著名，是什么导致了八大晋商的消亡？

素有“皇家看故宫，民宅看乔家”之称的乔家大院，二百余年后，留下五千多件珍贵的历史文物，让我们能从中一窥明清时期北方民居的建筑特点。而能有如此大手笔修建4175平方米大豪宅的主人，即是当时显赫一时的晋商之一。
晋商，中国历史上三大商帮之一，在全盛时期，晋商的商业范围甚至拓展到了俄国甚至欧洲等其它海外国家，其总商业价值富可敌国。但就是这样一个极其辉煌的晋商一脉，在清末年间逐渐衰败，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留下的，不过时史书上的故事罢了。
但以“诚信”和“团结”著称的八大晋商，为何会集体覆灭？是什么阻挡了晋商的更高一层的发展？
贪图享乐，缺乏精神支柱
晋商，山西商人。在以“重农抑商”为社会价值观念的古代社会，之所以会有山西人开始经商，其主要原因是受困于无法改变的自然环境——山西是典型的被黄土覆盖的山地高原，能够作为耕地使用的土地面积有限，加之山西位于内陆，降水较少，这对本身土壤贫瘠的山西无疑于雪上加霜。所以山西的百姓生活在贫困之中。




为了改变这种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贫穷，一群有志之士开始打破传统“轻贱”从商的观念，把目光放在经商上。晋商人凭借着吃苦耐劳、敬业进取的精神，开辟了一条属于山西人的致富路。
晋商一直坚守“诚信”的经商之道，又恪守很多儒家传统，坚持儒商精神。晋商最开始踏入商业圈是因为“穷”，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往”，以利益为驱动的力量一直推动着晋商的发展，他们不断进取，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在山西人的眼中，经商是一件大事，不可小觑，它和其他人想考取进士一样，把商业做好光宗耀祖是他们的追求。在最初，因为穷，晋商也坚持“勤俭节约”的风尚，《乔家大院》的主要人物身上有很多晋商代表性的有意思的东西，比如，再有钱他们也很土，很简朴，他们相信“他日苟有寸进，薄积当体”。




但晋商的发展和兴盛时期在清朝，一个岌岌可危却不自知的王朝。清朝时期封建君主专制达到顶峰，思想控制达到一个巅峰状态，文字狱，八股取士等，生活在如此大环境下，晋商很难不受影响。
所以晋商的价值取向逐渐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追求物质享乐，凡人之社会观念，皆羡于富者之宴安，无论致富已成未成，都急于享受而不再进取，只顾纸醉金迷，不问世事，一些巨商后裔从小含着金钥匙出生，更是浮靡。比如太古曹氏家族，到了曹可让一代，家里人人吸鸦片，遇事不管红白都大摆席，花钱如流水。
由此观之，晋商人一开始从商是因为“穷”，后期发展逐步完善队伍后，晋商也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精神文化，他们的进步动力没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比如“帮助家乡脱贫致富”或者“致富国家”，在享乐的社会大环境下，他们逐渐迷失，找不到奋斗的方向和意义，覆灭也就成了必然。
眼界狭小，故步自封
虽然晋商极力打破“重农抑商”“士农工商”的社会观念，在某些时期一度到了“经商致富”和“走上仕途考取功名”的荣誉一样的地步。
但随着官位可供买卖之后，这些商人趋之若鹜，开始钻营官场、捐官买爵，这种好不容易搭建的等级塔轻而易举倒塌，掀起了一股“能争名于朝即争名于朝，不能争名于朝即争利于肆，既能争名夺利，不妨二者兼顾”的风潮，商场精英们在“入仕”道路上乐此不疲，放在商场上的精力减少，而在宦海浮沉中又处于劣势，毫无疑问加速其灭亡。



其次就是千年来小农经济思想的影响，晋商没有把赚来的财富用在正确的地方，完全把“钱生钱”这种想法避之门外。
在晋商发展的辉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也正在蓬勃发展，而晋商在和俄国打交道时，对他们的大机器生产毫不感兴趣，在和欧洲船只进行贸易往来时，除了自己所需的商品外，其它仿佛都难以入晋商的眼，他们急于求成，故步自封，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和世界大环境脱节，他们懒于学习新技术，也舍不得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投资在新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上，只顾眼前利益购房置地。
而当面临国门被迫被打开，洋枪洋炮打进来的时期，再多的土地，又有什么用呢？
袁史有话说
一个群体的覆灭，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很多自身的原因，清朝的闭关锁国也缩小了晋商的海外商路，而清朝统治者的打压和清朝制度的腐朽，无疑是晋商发展路上难以用自身力量克服的难题。
当国门被炮火打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进入，大机器的生产力直接碾压了传统的手工劳作，在市场利益角逐中，晋商的优势越来越小，最终的结果只能无可奈何地离开历史舞台，湮灭在这奔涌的历史长河里。